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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貿百強城市,誰更有韌性?

每日經濟新聞 2020-08-03 23:43:12

由于疫情沖擊,不少外貿大市遭遇“滑坡”,外貿仍處于持續“回血”當中。與此同時,“萬億俱樂部”城市中,仍有不少城市迅速“轉暖”,甚至保持增長勢頭。其中,長沙以25.1%的兩位數增速領銜,成都在外貿總額上則實現對無錫、青島的反超,直逼天津。

每經記者 楊棄非    每經編輯 劉艷美

隨著主要城市上半年經濟數據陸續公布,城市經濟發展“三架馬車”之一的外貿情況也浮出水面。

數據來源:各地統計局、公開報道 整理制圖:城市進化論

由于疫情沖擊,不少外貿大市遭遇“滑坡”,外貿仍處于持續“回血”當中。與此同時,“萬億俱樂部”城市中,仍有不少城市迅速“轉暖”,甚至保持增長勢頭。其中,長沙以25.1%的兩位數增速領銜,成都在外貿總額上則實現對無錫、青島的反超,直逼天津。

在非常態情況下,城市外貿表現為何如此迥異?

幾天前,由海關總署主辦的《中國海關》發布2019年“中國外貿百強城市”名單。先外貿總量變化一步,在其衡量體系下的城市排名已經發生變化——在前十名城市中,天津被重慶所取代。

與通常以進出口總額、增速、結構等指標衡量城市外貿實力不同,榜單引入了更為系統、更加多元化的指標。除包括外貿總值、外貿依存度外,該衡量體系還包括結構、效益、發展、潛力等,共考察各城市五個方面的外貿表現。

我們不妨借此指標,更全面地觀察,怎樣的外貿城市更具韌性?

廣州、重慶躍升,蘇州“失意”

我們首先看一下,在“中國外貿百強城市”名單中,2019年發生了怎樣的變化?

據《中國海關》統計,2019年,全國城市外貿呈現整體快速上升趨勢,在其評比的297座城市中,外貿進出口增速超過5%的城市達171座,增速超過10%的達128座。

其中,長三角、珠三角等外貿領先區域表現穩定,中部和西部則表現相反:百強城市中,中部版圖擴張,西部則痛失3城。

若再將視角縮小到西部,西南地區上榜城市排位絕大部分有所提升,西北則全部下降。

具體到城市,在總體格局基本穩定情況下,亦出現不少“特例”。


數據來源:《中國海關》 整理制圖:城市進化論

聚焦2019年綜合排名前十位城市,變化最明顯的當屬廣州、蘇州與重慶三座城市。其中,與2013年相比,廣州與蘇州幾乎“對調”——廣州從第七名上升4位至第三名,而蘇州則從第二名下降4位至第六名。

兩座城市到底發生了什么?

數據來源:Wind,城市進化論

總體上看,兩座城市7年間進出口總額都實現小幅上升。與廣州較平緩的發展步調相比,蘇州波動較為明顯,特別是在2015年與2018年兩年,出現明顯下降。

更多信息隱藏在具體指標中。

若觀察以水平、結構、效益、發展、潛力五個維度描繪的外貿競爭力,2019年廣州表現較為均衡,而蘇州則有明顯長板和短板。分析具體指標,廣州外貿有較強的外資吸引力,而蘇州則在外貿總量和外貿企業數量上更占優勢。

大項目是廣州勝出的關鍵。據《中國海關》分析,與富士康緊密關聯的超視堺顯示面板項目落戶,使其發展排位從20位以外上升至第5位。事實上,關注兩市7年間外資利用情況,廣州正是在蘇州下滑時,于2016年實現反超。

數據來源:Wind,城市進化論

外資對城市外貿影響之大,可見一斑。重慶與天津兩座城市的表現,也與此類似。

圖片來源:《中國海關》

盡管除發展指標外,其余四項指標均不及天津,但重慶卻在綜合排名上表現出反超勢頭。具體而言,重慶的“特殊監管區進出口份額”指標排名前五,且“進入外貿500強企業的進出口比重”也進入前20名,在利用外資上有較好的基礎條件與表現。兩市實際利用外資走勢亦與此相符。

數據來源:Wind,城市進化論

長沙、鄭州、成都韌性從何而來?

在此衡量指標下,疫情下外貿韌性更強的城市,又有怎樣的特點?

將2020年上半年與2019年全年外貿增長情況相比,可以發現兩類表現較為相反的城市:一類如長沙、鄭州、成都等,仍然保持高速增長勢頭,特別是鄭州和成都,與去年相比增速不降反增;另一類則如寧波、青島、佛山、無錫等,增速出現明顯下滑。

若將鄭州、成都與寧波、青島兩組城市2019年的五個指標排位做成“玫瑰圖”,則能夠清晰地發現,它們剛好描繪出了截然相反的形狀——

鄭州、成都兩座城市有著較高的發展位次、但在結構位次上卻較為落后,以鄭州為例,其發展位次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一,但結構位次卻僅排在第229位,形狀是一個指向結構位次的箭頭;


數據來源:《中國海關》 整理制圖:城市進化論

而寧波、青島的形狀則指向發展位次,比如,寧波結構、發展位次分別排在第2位和第67位。


數據來源:《中國海關》 整理制圖:城市進化論

為何會出現這一現象?

《中國海關》分析稱,結構位次排名通常與城市外貿形態與產業結構息息相關。

以貿易型企業為主導的城市,出口品種繁多,產品數目高。比如浙江杭州、金華和廣東廣州均有大量以出口小商品為主的貿易公司,3座城市常年占據產品數目指標30強;

而以制造型企業為主導的城市,通常專注于出口一種或幾種拳頭產品,產品數目難以有效提升。2019年,富士康集團旗下的鴻富錦精密電子(鄭州)有限公司手機出口值占鄭州的79.7%,河南鄭州產品數目僅為1.5個。

此前,《中國海關》曾發布2019年中國出口企業200強。其中,僅富士康一家公司在鄭州出口額就達到2199.2億元,專注于筆記本電腦等代工的廣達也為重慶貢獻了743.9億元出口額。值得注意的是,它們均在全國出口企業中排名前十。

有專家曾指出,面對疫情,在行政和市場力量下,機構的反應速度一般快于個人,行動能力更強,更容易受到政策驅動。而比起小型企業、這些大型跨國公司同樣更有動力、也更能調動資源,應對疫情所帶來的困難。

而成都、鄭州等城市在發展指標上的突出表現,還得益于其進出口在特殊監管區相對集中,因此該指標位于全國前列。

《中國海關》指出,中西部地區大多缺少直接對外港口,具有政策優勢的特殊監管區域對外貿活動產生更強的集聚作用,2019年以來,《國務院關于促進綜合保稅區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》進一步落實,還將為以綜合保稅區為代表的特殊監管區域注入新的發展活力。

長沙代表了另一種發展模式。借力三一重工、鐵建重工、山河智能等智能制造企業,2019年長沙機電產品出口增速高達67.8%,內資企業出口大增79.4%;同期,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速放緩至30.8%。過去在蘇州等沿海城市更為普遍的內資推動進出口形態,在中西部城市開始生根。

隨著探索的多樣化推進,中西部也有可能出現更多新的外貿城市。最新的利好是,在不久前國家發改委、商務部公開征求意見的《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》中提到,“將進一步鼓勵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”,特別是中西部目錄“新增或擴展了有關條目”。

圖片來源:《中國海關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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